白色恐怖年代,重庆南路书街曾是「通匪」大本营


90人参与 |分类: 新兴门户|时间: 2020-07-25

白色恐怖年代,重庆南路书街曾是「通匪」大本营

沿着重庆南路上,至今可见许许多多的书报摊,在解严后多年才开始逛书街的我,听闻过曾经有这样一个充满禁书的时代,若要买禁书,总得和书摊老闆打好照面,老闆才会从平台下或布包中拿出那些充满禁忌的书刊。若放在确切的时空背景,重庆南路这些禁书摊的地理位置,正是隔着总统府的另一头,紧邻着北一女附近博爱路上国防部驻介寿馆的,是一九五八年改组编製完成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也就是人们口中的「警总」,而其辖下政治作战部,专门负责文化审检、书刊杂誌出版物审查。那幺当你要买一本禁书,有可能去一摊名为禁书摊的地方?但即使风声鹤唳,到这些书摊,还是有可能买得到你要的或是你不知道的禁书。

在此之前,你可能可以在四大书店中买到中国版本的三○年代文学家名着,甚至是一些带有左翼思想的社会学书籍,因为在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来台的首要目标是去除日本殖民化教育,被扫除的书籍多半是日文类。就如同在一九四五到四九年的电影发行领域中,日本电影因为战败在台发行量锐减,当时亦有许多带有左翼思想的中国电影引进台湾,直到一九五○年代后美国电影的势力崛起而彼此消长。

但自从战后国共对立,举凡左倾书籍或是当年没有跟着国民政府而留在中国的文人,都被冠以「附匪文人」的名号,而处于禁书之列。当中不乏中国文学的大家,如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这些文学家甚至是俄国的经典文学着作不可能在一般书店购得,而得在书摊上或旧书店中觅得。相较于这些禁书,一九五○年代成立于重庆南路一段六十号的启明书局,其所出版的一系列「新文艺文库」,作者群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的名家,如朱自清、徐志摩、谢六逸、郁达夫、庐隐、刘大白、落华生(许地山笔名)等人的着作受到各种程度的欢迎。

一九五九年起周梦蝶在武昌街上的旧书摊就曾卖过鲁迅与巴金,估计是从牯岭街旧书店批运而来。根据旧书研究者李志铭在《半世纪旧书回味》一书中所言:「一九五五年台湾发动全省图书大检查,许多禁书流落旧书摊。」而在一九五八年,国民党中常会罔顾激烈的反对声浪,颁布了原一九五二年推出之《出版法》最后的修正版本。傅月庵就说此法的订定,促成「政府权力监控出版,严格限制言论自由,出版单位动辄得咎,经营不易。」而也就是在一九五二年出版法令制定的年代,位于重庆南路与衡阳路交会口附近的文星书店,正式挂牌成立。起初,创办人为萧孟能和朱婉坚夫妇只是在路口租了一个书摊,而后陆续在衡阳路十七号和十五号开设店面。早期多是进口西洋书籍杂誌和翻印英文书,以英文教科书为主。

比较显着的改变是,一九五四年皇冠出版社草创时以推出《皇冠杂誌》闻名,一九五七年文星书局创办了「文学的、艺术的、生活的」《文星》杂誌,发刊词是「不按牌理出牌」,除了每月定期出版外,举凡内容、编辑方式和行销方式,均是大开该时代的风气之先,一方面大量地引进西洋文学翻译、海外思想潮流与科学新知,另一方面持续刊载本地创作的小说和现代诗。

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出版方法,也可以在该书局与台湾中华书局抢印《大英百科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手段上看的出来,而一九六三年《文星丛刊》第一辑十种正式推出,以小开本四十开本、每本新台币十四元的定价,引领出台湾各种文库本的热潮。就正如同一九六三年成立之长荣书店所推出的「新潮文库」,其创办人就是志文出版社的张清吉老闆,该社于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前两本书是《罗素回忆录》和《罗素传》时,他们位于中华路的店就是开在文星书店于峨嵋街五号之一新店的附近,这套文库被视为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文星书局歇业后,继承「文星丛刊」精神的出版书系。这些出版物,在当年广受莘莘学子与文艺青年男女的爱戴,而传诵至今。

至于文星书店的歇业和《文星》杂誌是如何收掉的,这和一九六三年正式进入《文星》的编辑核心的李敖有不小的关係。这位在一九六一到六三年间《文星》「中西文化论战」中被论敌取绰号为「文化太保」的李敖,他在台大历史系毕业后便曾多次投稿《文星》而多次引发热议,他本人读台大历史系时期就很爱买禁书,也很会杀价,书街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根据陶恒生的回忆:「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文星》杂誌第九十期刊载张湫涛的反共文章〈陈副总统和中共祸国文件的摄製〉,附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影印图片。八月底,警总发一代电给《文星》,指该图片有「为匪宣传之处」,依台湾省戒严法予以查扣。《文星》第一次嚐到被扣押的滋味。

五月一日,《文星》杂誌第九十一期刊登李敖的〈就一张台中地方法院的刑事裁定说说一个法官的法律知识〉,抨击法院滥用职权故入人罪。十一月一日,文星第九十七期刊出李敖的〈新夷说──「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代序〉,指出孙中山是一位有世界观的革命者,他在言行人格上,表现的不是中国传统的落伍一面,而是道道地地的卓越西方人。这一期又遭警总扣押。」经过三、四次的扣押,其中三次都是关于李敖的文章,第九十九期正待面世的《文星》杂誌即被迫停刊。《文星》停刊后,书店内部进行改组,也搬迁至峨嵋街新址,当时的店面簇新,橱窗与柜位美轮美奂,二楼还开设了文星艺廊,一时蔚为话题,然而就在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愚人节这天,也正是《文星》杂誌一九六五年第一次被查抄的日子里,文星书局步下了历史舞台。解严后《文星》曾经复刊过,一九八七年李敖也曾邀请萧孟能夫人重启书店,但皆为期不久。